——龙门故事说之二
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是沿袭了中国从唐代以来的科举考试。我们所作出的沿革，只是废止了八股文，换上了命题或不命题的作文而已，改卷有改卷的规矩：中心思想、内容、逻辑、字迹……方方面面都有详明的判分标准，这也与科举考试的“破题”起、承、转、合、逻辑、字迹相似，评判“勒红”或圈点，考官们也是依葫芦画瓢。考生蒋多多既然在高考试卷上大肆狂言，她被“勒红”也就是必然的事。
那么蒋多多所提出的“创造更完善的方法”有没有呢？很遗憾，没有。在短时期内可能会有所改良，但不可能有革命性的“方法”出来。
其实，现今使用的这种考试制度，中国的政治家们早就发现了它的弊端，早就在试图让它“革命”一下了，但在清代以前，似乎是越改越反动。
八股文最盛、最完善时是明朝。我们不用去查教科书，只要看看《儒林外史》就什么都明白了。汉、晋是“九品官人法”，依门派阶级地位，有显宦或显儒推荐，由专门的部门酌情选拔授职。后来发现这样考试造成人才圈子愈来愈小，是“近亲”选拔，到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寒门秀士有资格和贵族子弟一样入龙门考试，科举就有了一定的人民性。作为李世民，他的初衷不过是“一网打尽天下英雄”，他自认是达到了目的，这目的虽然自私，然而这方法却是“公器”效应。那时考试不是八股文，文论诗词都用的，相对地，考生的才能也还有地儿张扬发挥。这个方法虽好，但问题很快就出来了，“诗无达诂”：文学艺术的东西没有判断衡量的尺码标准，而“取士”是不能没有标准的。于是到明代，专门叩开龙门的敲门砖应运而生。
八股文的糟糕之处从戊戌变法说到现在了，它的“臭”是早已令人掩鼻皱眉了的。我们想从另一面谈：八股文不失为训练文人从政的一种有效操练。首先，八股文不讲灵动性，而讲“理”、“法”与“度”，都是逻辑性的东西，练八股文可以培养考生的“规矩”思维；其次，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考生就必须绞尽脑汁去研读“圣贤”原著，对树立他的世界观是有促进作用的。说这些，也许有些人嗤之以鼻：那有什么用处？有没有用，你可以随便找一位将军问问，班排每天整理内务，被子叠得豆腐块一样，部队每天早操、会操、走队列、甩正步——那有什么用处？一定的形式代表一定的内容，形式有时比内容还要重要。行伍如果不训练，“不成行伍”，别说临战，平时也会把部队带垮。窃以为文人弄八股，其实有“文场甩正步”的意味。
鲁迅说八股文是敲门砖，他没说过门未敲开前此砖无用。
所以，我认为应试的这种形式，并不是一无是处，明代的海瑞、张居正、史可法、况钟……都是八股高手吧，不能讲八股毁尽人才的。
然而八股可以说有点用处，但基本无用。敲门砖用过就扔了，我们的高考应试也差不多，考过了谁还孤灯清夜再去摆弄那些“高考指南”？
清康熙作为个人，他是有些开放思想的，他的诗词、书法、音乐、医学、外语、数学都有极高的造诣。他曾下令停止科举八股文，但不久又恢复了。这说明他认识到了这种考试的“无用”，是他聪明之处，他恢复，是他也没办法，找不出代换法门。
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出过“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他特指了“理工大学”，没有说文科大学——我的理解，他不赞同文科大学。这虽然有点极端，我认为还是有些道理的。你读出学士、博士，你就是文史专家、哲学家、作家了？这些事不上大学也可以做下来的。他实行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上大学，我以为也就是“九品官人法”的翻版吧。
我手头有一本当年士子八股的选本，全都是陈词滥调。这种东西当年充斥全国，名叫“高头讲章”。《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他就看见书摊上摆着自己的选本，问了问，卖得不太景气，他也有点扫兴了。我的这本幸留下来，大约是这本书的原主人比较阔，不屑它来“出恭”用，或是谁家垫灯台用忘掉卖废纸的缘由。再看看我们书店里，街头小摊上摆放的这些“高考指南”“高考状元试卷”“高考文章选”……年年都出，层出不穷。我有时会偷笑：再过若干年，这种东西会被打纸浆的吧，因为现在人们揩屁股有卫生纸，用它包东西，它含铅不利健康，扔掉污染环境，它只有做再生纸的出路。
敲门砖是起过作用的，它“操练”过考生，它帮考生进北大、清华……进去了，要永久扔掉它；进不去，或许还要用，暂时拾起它，再最终扔掉它。
如此而已，“而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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