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足折腾了半年，张学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且在张作相等一干忠诚部下的鼎力相助下，总算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历史使命”，让东北四省在保留高度自主权的基础上归顺国民政府，实现中华民国在名义上的全国统一。这半年的“实习时间”让他忙得焦头烂额，使他的心智迅速成长起来，拥有了一定的军政处理能力，逐步熟悉了这个波澜迭起的时代和手里的权力，并极其深刻地切身体会到了国耻的滋味，促使他暗下决心要在接下来奋发图强，以自己的力量去慢慢改变中国屈辱的近代史。此时的张学良可谓是大权独揽，身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东北边防公署司令长官以及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七项职务，位列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军衔，俨然已经坐稳了“东北王”的位置，并成为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新秀高层。当然了，张学良的前面四项职务都是实权的，让他拥有辽宁、吉林、热河、黑龙江这东北四省的地盘，而后面那三项“委员”职务都是虚职，仅仅是蒋介石为了拉近他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关系。
1929年1月1日这天，随着东北顺利易帜，张学良成为新的东北王，国民政府又迅速对东北的众文武高层进行任命。在东北方面的推荐以及南京政府的批准下，张学良、张作相、张景惠、莫德惠、王树翰、汲金纯、袁金铠、刘尚清、翟文选、米春霖、王家桢、常荫槐、刘哲、诚允、顾维钧、张群、方本仁、宋大章、李石曾、张静江这二十人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学良自然是委员会主席，张作相和张景惠为副主席，这个委员会是东北四省最高行政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张群、方本仁、宋大章、李石曾、张静江这五人都并非东北籍人士，而是南京政府委派到东北任职的国民党高层。东北政务委员会内特地安排五名国民政府高层，也有种特殊的意味在里面。不过，东北的政务基本还是东北方面自己做主，张群五人虽是东北最高行政机构成员，但只是起到监督和巡阅的作用，半实权半象征性。特别是张静江，他此时和蒋介石颇有龃龉，眼下他到东北就职也是为了远离南京的权力核心，在东北这片既属于南京政府又处于半游离独立状态的中国国土上发挥余热；另一位委员顾维钧是中国此时最卓越的外交家，他一直为北洋政府效力，因此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避居欧洲，张学良对其久仰大名，因此让国民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并邀请他前往东北就任官职，顾维钧欣然应允。
东北军务委员会的任职名单也随之落实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臧式毅、杨宇霆、汤玉麟、沈鸿烈、邢士廉、徐祖诒、荣臻、于学忠、王树常、冯庸、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孙传芳、曹锟，共十八名军务委员会委员，张学良仍然位居委员会主席，张作相和杨宇霆为副主席，这个委员会是东北四省最高军事机构。从名单可以看出，张作相是除张学良外，唯一能同时兼任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军务委员会委员的人，并且同时都是委员会副主席，由此可见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器重程度。军务委员会名单里是没有南京政府的人的，这说明东北的军务完全是独立的，只掌握在张学良一人手里，同时这军务委员会的委员里，除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还是奉系的元老外，其余人基本都是奉系的少壮派新秀将领。实际上，原奉系众元老此时要么已转职或被安排为文官，或担任虚职，比如张景惠、汲金纯、韩麟春、李景林、邢士廉等，要么已溘然离世或逐步淡出军政界，比如冯德麟、鲍贵卿、孙烈臣、阚朝玺、许兰洲、于琛澄等。张学良成为新的东北王后，意味着张作霖时代已经结束，原先跟着张作霖打天下的元老们逐渐淡去，而奉系内部“元老派”和“新秀派”的比例开始逐渐变化，进入一种微妙的过渡期。张学良的态度其实是比较温和的，他既尊敬和信任元老耆宿，也提拔和其中后起的新生力量，为已经到来的“张学良时代”灌注新的血液，并没有“杯酒释兵权”或任人唯亲、铲除异己。张学良之所以这么“温和”，一来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后世的，没有位高权重者所特有的铁石心肠和杀伐手段，干不出那种铁腕清洗行为；二来是因为他暂时也不太清楚东北军政高层里哪些人是忠诚的、哪些人是不可靠的、哪些人是有能力的、哪些人是昏聩平庸的，所以不敢轻易进行改动。因此东北军政高层的名单，基本都是张作相拟定的，再由张学良批准而任命。
东北军务委员会和东北政务委员会这两个东北最高军政机构成立的同时，国民政府又陆续任命了东北四省的保安司令和省主席及省政府委员：辽宁省保安司令于学忠，省主席兼省政府委员刘尚清；吉林省保安司令臧式毅，省主席兼省政府委员莫德惠；黑龙江省保安司令万福麟，省主席兼省政府委员常荫槐；热河省保安司令汤玉麟，省主席兼省政府委员翟文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