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1975年冬天的一场罕见的大雪似乎在预示着什么，有一种神秘的、不祥的意味。积雪从乌斯唐布依纵横交错的土耳其式小巷庭院中被清除到街道上时，已经堆至电线杆顶端了。这一场大雪使温暖干燥的南疆古城颇感振奋，也隐隐有一些惊恐不适。街道上堆满了雪，步行都已经很难通过，两个对面行来的陌生人，都要互相扶着对方，才能侧身互换位置。所有的积雪都要运进那个大涝坝。据说这个大涝坝每年都淹死几个人，主要是儿童，也有妇女，偶尔会有失足落水的醉汉。还听说有一年水干见底，整个涝坝里一共只有四条鱼，每条都有成人那么大，小鱼一条也没有。这不是很古怪么？为什么是四条不是五条或者更多？为什么一条小鱼也没有？四条大鱼吃什么？它们是怎么凭空长那么大的？
这些传闻使这个本来平平常常的大深坑显得有了神秘、怪诞的意味儿，它像一个仰天张开的大嘴，总像是在耐心地等着什么掉进来。
现在这个马车夫就正在这个久已干涸的大涝坝的边缘上倒他的马车。他驾驶的是一驾四套马的大车，一匹辕马，三匹稍子马。马匹个个精壮。他的大车上装满了从街巷里拉出来的雪，正在大涝坝的沿上，他打算让马车倒得更完美一点，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把积雪卸入大涝坝里，坑边上不留一点残迹。看得出，他是那种认真的人，喜欢把活干得比别人漂亮。
姬书藤当时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那个人可能要犯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个维吾尔马车夫，他戴了一顶羔皮直筒帽，上唇留了一些短髭，两腮长着一层带卷儿的络腮胡子。他像个性直、性急的人，但实际上应该属于那种做任何事情都十分投入、丝毫也不肯马虎将就的人。
他在倒车。他总想倒得近一点。
他的那匹经验丰富的辕马看起来比较谨慎，车倒到离坑边不到一米时，辕马就坚持不退了。但是马车夫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喜欢完美，他不停地吆喝那几匹马，并且扯着辕马的辔头，坚持让车倒得离涝坝沿更近一些。他倒来倒去，不肯将就。
姬书藤预感到将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发生，他站在近处不走了，等着看那后果。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马车倒得恰到好处，一大车雪顺顺当当卸进坑里；另一种是连车带马全掉下去。当时姬书藤甚至有些希望马车夫倒不好把车掉下去，那可是一般平凡生活中难得遇到的刺激场面。他本来仅仅是路过这里，但是被这个马车夫行为中所含的悬念吸引住了，他立在那儿，非常专注。
唉，这个马车夫，这个戴着羔皮直筒帽子的人，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了，他没让姬书藤久等。
正如姬书藤想见的那样，他的意志和马的领会之间发生了关键处的一点误差。马车后倒得过了头，车轮移动到边沿，马车夫想使马儿向前，结果马儿们却猛地一倒，车倾斜了。四匹马的力量想再把这辆悬空的重车拉上来已不可能。
眼看着那辆载满积雪的重车拽着四匹马坠落下去，四匹马的姿势令人哀怜，它们朝天仰面，伸直脖颈，像一些不会飞的大鸟，任凭自己向深渊栽翻下去。
马车夫张大惊慌失措的眼睛，他使尽全力，发出惊叫，也没法扭转这一瞬间的颠覆。他，犯下了终生难忘的错误。
马车和马在两秒间通过自由落体运动直达坝底，马车撞碎了但马车不知疼痛，四匹马却像柔弱无助的、覆巢之下的小雏鸟那样，挣扎，抽搐，等待死亡。这时，马车夫用双手抱住脑袋，蹲在涝坝沿上，他方寸已乱，感到大祸临头。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姬书藤料想的那样，但他凭什么理由去事先制止呢？他走过去好远了，还在不断地停下，回头望着那里，他一路上都在想着这件事，但是想不出事先制止的可能性。
当他走到阿不都克里木住的街巷时，远远地，他一眼就认出有个穿黑袷袢的人，正是阿不都克里木。他正在往一个毛驴车上铲雪，低着头，故意不朝这边看。姬书藤知道他早就看见自己了，但他还是假装没看见。姬书藤也装作没认出来的样子，从旁边走过去了。他一边走一边想着那天和醉汉阿不都克里木在一起的情景，那么亲热，那么开心，那么心底透亮毫无隔阂，比多年的朋友还信赖。可是时过境迁，一转脸便成路人，就像根本不认识，从来没有那回事了。只是在特定的场合和心境下，彼此配合着演了一出戏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是什么呢？“民族”这个讳莫如深的词忽然从脑海里蹦出来，就像一只巨鲸的鳍和尾在海面上闪现了一下，翻起水浪，但巨鲸的面目还藏在深处。
他想着这个问题，生活在这座古城里的人没有人能回避。数千年乃至更为漫长的时间里，不同民族、不同种群在完全不同的文明进程中生存，虽然有着人类共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但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很多细节上，差别很大。包括手势，包括对敲门声的话语表达，都完全不同。汉族人说敲门是“当当当”，同样是敲门，维吾尔族人说就成了“托克托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同民族哪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哪怕只有零点几的差异，在特定的形势下，就会演变成百分之百的矛盾冲突。这大概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的新课题，哪个圣贤能够为这个世界开出根治的药方呢？姬书藤想了一遍那些伟人和政治家，好像没有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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