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东北进行的土改是不流血的，对待地主土豪并不是“拥有很多土地就是有罪”。在这件大事上，张学良聘请了著名土地学家、经济学家萧铮、政法学家阮毅成、著名经济管理学家杨杏佛作为高级顾问，虚心听取很多专家的建议，最后决定东北的土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成减租”，东北政府暂时不强行没收地主土豪囤积的土地，但规定农民向地主缴纳的租金不能超过耕地收入的30%，限制地主土豪们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同时让地主土豪们有个心理缓冲的过程；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就是东北政府将东北境内的公有耕地卖给农民，分十年无息偿还，也不需要农民现款偿还，可以用粮食来抵债，减轻农民的负担，意思是：政府卖给农民的土地在农民交完十年的规定数量的粮食后，这块土地就完全属于这户农民了。后来累计有数以百万计的东北农民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政府也有规定，靠这种无息方式得到的土地不得私下转让，以免有人从中得利。在1929年至1939年这十年间，东北政府先后把100多万公顷的公地出售给200多万户农民，共计1000万农民人口得到了土地，因为每户农民家庭拥有四五口甚至五六口人。通过张学良这个“公地放领”政策而获得土地的东北农民占东北总人口的30%，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第三个土改政策就是彻底让耕者有其田，但问题来了，政府手上已经没有土地了，只能合法而合理地“收回”地主土豪手里囤积的私地。这个过程注定是需要让政府掏出巨大的资金的。在这方面，东北的高层们分为两派，曾在张作霖时期搞过“屯垦分田”活动的杨宇霆等人认为政府强行把地主土豪的土地无偿征收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花钱；而以萧铮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政府不能无偿征收土地，因为这样必然会引起民怨，影响政府的声望和信誉，甚至激化社会矛盾，政府不能硬取土地，而是要花钱，向地主土豪们购买土地。张学良在思考后，采取了萧铮的建议。为了减轻东北政府的财政负担，萧铮又想出一个很不错的办法，那就是政府不出钱，但政府手里有很多官方的公营企业，可以把这些东北政府的工厂、企业、商社的股份同地主土豪们换土地，同时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分为十年有息偿还。这个办法通俗地讲，比如沈阳市政府想要收回沈阳郊区某位地主的土地，可以不出钱，但给这户地主为期十年的土地债券，让他获得沈阳市政府某个官方企业的股份，从而进行等价交换。假如是1%的股份，那这户地主在这十年间就能获得沈阳市政府这家企业每个月1%的收入，十年后，沈阳市政府把买土地的钱全部还清了，那合同自动到期，这户地主在这家企业的股份就重新被政府收回去。这个办法确实非常高明和巧妙，既没有让东北的政府消耗巨大的至今去购买土地，同时也顾全了地主土豪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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