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下学期分文理的传统已经在平州实验高中延续了十几年，是现任校长上任后搞的制度创新，为了让学生们充分体验后再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另外，每一届还会单拎出来两个特殊的班，一个叫“艺术班”，一个叫“国际班”。艺术班顾名思义，是艺考生的班级，国际班，是为那些高中毕业就出国读大学的学生量身定做的。
葡萄的三个学姐都是艺术班的，她也是奔着艺术班去的，而连俞和吴恪这种不学无术、家里有钱的小孩，自然是奔着国际班去的。艺术班看的是专业成绩，国际班拿钱就进，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高一上学期就是用来玩的，学习上可以说毫无压力。
但是对于陈撄宁、洛小舟和绝大部分的普通高考生来说，高一上学期的课业压力异常繁重，因为要对付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九个科目的功课。而文理分科后能进重点班还是普通班，要看上学期四次月考的综合排名。
各科课程步入正轨后，陈撄宁已经几乎没有业余时间再去自修法律，周一到周五，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兢兢业业地学习，周末则继续那份在饭店做传菜生的兼职。
路老师看出来他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明显消瘦了不少，于是时常在家里熬些鸡汤鱼汤排骨汤，用保温饭盒带到学校里给他。除此之外，两个人的互动也就仅限于，学生上课时全神贯注地听讲，老师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写几句鼓励的话。
陈撄宁不会知道，所有人都不会知道，白天看起来永远温文儒雅、温暖和煦、行止得体的路老师，几乎夜夜遭受失眠的折磨。
夜幕每至，他独自躺在空旷的大床上，非要把自己的身体折腾到虚脱才能入睡。满脑子都是“那孩子”，梦里也是。他眉心微簇的睡颜；他伏案看书的侧影；他总是三个字三个字地回答问题，要逗一逗才会多说一句；他第一次吃西餐时的手忙脚乱；他那粘着蓝色棉花糖的小花脸……
路宽从未有一刻比这段日子更明确自己的性取向，也从未有一刻比这段日子更因此而备受折磨煎熬。如果对比自己小13岁的未成年人产生□□，已然是一种罪过。那么，如果对方是自己的学生呢？如果对方和自己同一性别呢？
这场浩大的□□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禁忌和罪愆，让他陷入前狼后虎、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这个对单纯的同性恋、师生恋和忘年恋都充满敌意的保守社会中，进一步，不仅自己有可能身败名裂，成为被人戳脊梁骨耻笑的对象，那个刚上高一的孩子呢？他说了只是把我当成“亲人”，他连三观都还没成型，怎么会知道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果？他那么聪明，一定会考上重点大学，有光明远大的前程，遇到跟他一样年轻漂亮的伴侣。如果真的爱他，又怎能把他带入险境？
退一步……
退一步就是彻底忘了他，离他远远的。让他尽快停止这种懵懂而危险的试探，退回到安全区域去。那么剩下的痛苦呢？要多久才能抚平？
路宽很早就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所处的社会对“不规矩”的爱情抱有极大的敌意。
他，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有轻微的强迫症和洁癖，人前衣冠楚楚敦睦亲朋，人后干净整洁勤勉自律，一切都那么规规矩矩。唯独这一点，成了他小心翼翼维护的严整生活中一个混乱的根源。
他之所以离开一中，原因说起来像个笑话。
按照当时语文组的教学计划，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每周有一节文学鉴赏课，由语文老师们自选篇目，带领学生品读鉴赏。那次路宽选了他最喜欢的华语作家白先勇先生收录在《纽约客》里的一篇文章《danny boy》，现在回想起来，选那篇文章，真是年少轻狂之举，又似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白先勇先生是华语文坛上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名同性恋者。《danny boy》那篇文章以一封信开篇，读信人是写信人的堂妹，写信人是一位患上艾滋病的、临终的同性恋者，一个漂泊异乡的人，曾是一名高中老师。他在这封绝笔信中，记述了他对学校里那些形只影单的少年的痴迷，他如何无法自制地拥抱了一个男孩而被视作“精神错乱”，被赶出学校，他如何流连于同性恋者的秘密集会点，如何染上HIV，如何在Aids临终关怀互助组织里陪伴了一个18岁少年的生命终结，如何静待自己的死亡……
年少轻狂的路宽以为文学是无罪的，更何况是那么美妙的文学作品。他没料到的是，教学处主任和语文组组长带着几名各年级语文老师突然空降，来观摩他的那节文学鉴赏课，他眼瞅着领导和同事们的脸色渐渐沉下去，以至于课还没讲完，两个领导就提前离场了。
接下来是无休止的“思想工作”和“深度交流”，一场比一场更义正严辞，一场比一场更苦口婆心。
“路宽啊，你的课堂尺度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界限了。”
“你宣扬***将领后代写的文章也就罢了，他还是个同性恋，你看看那漏骨的描写，会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造成多么恶劣的身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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